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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统一进行比例原则审查后，此前决定审查模式划分的差别对待损害强度问题，就只在最后的均衡性审查环节才具有意义，它影响了此处的审查强度。

(46)其中，行政机关而非法院处理纠纷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行政立法的集体审议制和公众的直接参与制，行政处罚实施中的调查、审查和决定的内部职能分离制，行政程序中普遍建立的听证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等。

(40)实践中，在国家组织结构三分制的基础上，日益强调和注重国家的职能，即控制和协调。第10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将不再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备案制在法律条文上所使用的术语有备案、抄送、报告等。同前注(15)，阿尔蒙德等书，第10页。举报只是依职权调查的事实原因，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只是基于法律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而非举报人的权利，即使客观上有利于个人利益也只是法律规定的反射结果。

② 我国《宪法》第89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59条规定了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领导权。《宪法》第89条第3项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所属各部门的工作以及不属于所属各部门的全国性行政工作。对于病人或其监护人、医疗代理人提出尊严死亡申请的情形，应当由专业医生进行审查评估，确定是否符合尊严死亡的适用条件。

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看来，刑法禁止帮助自杀的规定，剥夺了个体对身体完整性和医疗救治措施的决定权，侵犯了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违反了基本公正原则。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生命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整个人权体系的权利基础，对生命权的保障应当适用比其他权利更为严格的程序标准。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医发[2017]7号)、《关于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5号)，明确了安宁疗护中心的准入标准、服务管理和操作规范，促进机构规范化建设。依民法典第1220条，此时须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才能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积极权利则涉及生命尊严维度，主要包括生命自决权、临终医疗方式选择权、安宁疗护权和获得医生帮助权。与此同时，考虑到尊严死亡存在滥用的可能，一旦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个体的生命安全特别是面临医疗困境的弱势群体，也容易陷入风险之中。

在尊严死亡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病人的生命自决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尊严死亡领域，认同生命自决权，意味着当病人身患绝症或者完全依赖于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时，由于有尊严的良好生活无望，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自主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为避免尊严死亡的不当适用，对尊严死亡申请进行审查评估或者复核的医生，不应当继续负责尊严死亡的医疗适用。传统上关于尊严死亡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概念层面的误解和混淆。

对于不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情形，为缓解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安宁疗护措施。对于未成年人和丧失意思表达能力的病人，还涉及辅助决策机制的适用。该案中，法院认为，医生有义务维护病人最佳利益，需要采用侵入性和危险性措施维系生命的情形，并不符合病人最佳利益，因此，医生没有义务通过此类医治措施延续病人生命。(59)在探寻病人的真实意思时，记录其本人生前意思的媒介(预先医疗指示、录音、录像等)，同住的家人以及熟知病人生活、思考方式的人对于病人意思的推测，都是确认的重要线索。

作为最早推动尊严死亡立法化的国家，荷兰2000年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规定，尊严死亡包括两种情形，即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未提及死亡或者尊严死亡，但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专门强调：对于那些允许医疗专家提供医疗措施帮助患病的成年人终止生命的国家，例如那些患有临终绝症，经历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疼痛或痛苦，希望带有尊严地死亡的成年人，必须建立严格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确保医疗专家遵从病人作出的自愿、明智、明确和没有疑义的决定，保护病人免受压力和虐待。

在认可生命自决权的基础上，对于不同的临终医疗方式，病人也应当拥有选择权。该法第2条将尊严死亡的对象限定为遭受持续的、无法忍受的痛苦的病人，并且要求病人确信没有其他合理方案解决当前的病痛情况。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201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自愿协助死亡法案》(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Bill 2017)，于2019年6月19日生效实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比利时2002年安乐死法规定，对于没有救治希望、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包括身体和精神痛苦)的病人，医生可以终止病人的生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新墨西哥州、蒙坦那州及佛蒙特州等允许安乐死。强调尊严死亡的法律化，除了旨在维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外，还注重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为医生审慎采取临终医疗方案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

⑦有些情况下，病人家属代替病人作出的医疗决定，并非完全考虑病人的利益，以致病人决定医疗方案的意志和愿望，特别是被动接受治疗的痛苦，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于尊严死亡的情形，如果病人决定放弃生命安全权这一重要权利，就应当在充分知晓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以明确无误的方式作出这一意思表示。

四是建立适用情况自动报告和事后监督程序。大量研究表明，很多病人的死亡过程都在痛苦中被延长，他们接受了不必要的侵入式治疗。

这在比较法上不乏先例。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终点，但为了维护生命尽头的尊严和权利，法律制度不能缺席，并且应当在引领生命人道和医疗伦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①传统上与安乐死有关的法律争议，如果从生命权角度加以分析，并探索可行的权利保障路径，有助于破解生命伦理和法律制度的困局。以该原则为基础，建立相对客观的医疗诊治标准，有助于划定医生审慎注意义务的要求和边界。这一概念意在说明，病人包括临终病人拥有人格尊严和被人尊重的需求，他人负有将其作为目的对待的义务。将尊严死亡对象限定为此类特殊的病人群体，体现了对生命存续和生命尊严的审慎折中。

(57)See Jonathan A.Hughes,Advance Euthanasia Directives and the Dutch Prosecution,47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53-256(2021). (58)See Toni C.Saad,Euthanasia in Belgium:Legal,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view,32 Issues in Law Medicine 199-200(2017). (59)参见日本横滨地方裁判所1995年3月28日判决，《判例時報》1995年第1530期，转引自前引(15)，刘建利文，第19页。据此，尊严死亡虽然以死亡为关键词，但却是以保障生命为着眼点。

为维护病人生命权，避免尊严死亡滥用，应当认真分析其权利构造和要素体系，从生命安全权、生命自决权、临终医疗方式选择权、安宁疗护权和获得医生帮助权等维度，明确生命权在尊严死亡领域的具体要求。(二)尊严死亡的合理限定 尊严死亡概念的提出，将看似冲突的尊严和死亡整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伦理学意味。

特别是在道德观念不断演进，尊严死亡逐步得到社会认同的背景下，以制裁为主的刑法规制存在明显局限，容易面临正当性争议。对于无法救治的临终病人，医生应当向其告知病情信息和治疗预期，并提供治疗方案建议，但病人究竟选择何种治疗方案以及是否选择尊严死亡，应当取决于其自主意愿。

一些国家早期的法律规定，即便是自杀行为，也属于危及生命安全权的犯罪。(19)参见倪正茂等：《安乐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62)参见前引(15)，刘建利文，第24页以下。认为有关申请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应当出具书面复核意见。

(61)参见李大平等：《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7年第6期，第443页以下。⑥对脑死亡立法的讨论，意味着死亡不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而是进入了法律规范领域。

(57)如果病人订立预先医疗指示后，明确作出拒绝尊严死亡的意思表示，就不能适用尊严死亡。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7段指出：成员国必须保障生命权，基于足够的审慎保护个体生命免受个体或单位的剥夺，即便后者的行为不能归责于国家。

这一权利因与医生的医疗职责紧密相关，也牵涉医生依法采取临终医疗措施的职业准则。当然，为避免尊严死亡泛化或者滥用，这些国家的法律还通常明确地或者默示地限定，尊严死亡并不适用于普通人或者普通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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